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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分之一——抗美援朝水电老兵的那些故事

发布日期:2020-10-26 信息来源:第一分局 作者:刘星 字号:[ ] 分享

铃~铃~铃,“喂?”“刘星,我是姥爷。”

看了看时间晚上7时18分,这么晚接到姥爷的电话有些担心,毕竟今年已经是一位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现在还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我:“姥爷,怎么啦?哪里不舒服么?”

姥爷:“我挺好的,没啥事。”

我:“那就好,我就放心啦!那是想找我聊天了么?”

姥爷:“刘星,姥爷求你个事!”

我:“哎呀~!说呗,我能办,一定办啦!”

姥爷:“我想要明天的人民日报,就是2020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纸!”

我:“嗯,电子版的,行不行,我发您微信上。”

姥爷:“不行,我用不明白微信,我想要报纸。”

我:“行吧,明天我中午休息出去给您找找。”

就这样,结束了通话。

2020年9月23日,结束了忙碌而又充实的一上午,准备去吃午饭。突然想起来姥爷交代的任务还没完成,出于好奇,我在电脑上先找了找今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最右端映入眼帘的是那金灿灿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纪念章,这下我全明白啦!先把电子版下到手机里,找了一个带彩印的复印社,打出带有珍贵勋章的报纸,火速赶往姥爷家中。

到姥爷家楼下,我看见姥爷趴在窗台边和我使劲的挥着手,我三步并两步的跑到了楼上,把那份珍贵的报纸双手递给了姥爷,姥爷好像得到了稀世珍宝一样,捧在手里颤抖着,“快帮我找找眼镜”。姥爷带上眼镜,看着手里的报纸,“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用闪烁着星星般的眼睛看着我说:“我也有,好看吧。”

姥爷手里的报纸一直没有放下过,说着:那时候,真苦啊,你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要永远跟着党的步伐走。

1945年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那年我13岁,因为年纪太小了,指导员一直把我带在身边,经常说,你学过写字,有机会一定送你去继续读书。

1949年这机会终于来了,那年我17岁,当时急 需医疗人员,我被送去普兰店学医,这也就是我医疗生涯的开始,那时候每天训练学习,一帮半大孩子,在一起也是挺愉快的时光。

1950年12月20日,眼看就要放假啦,部队有同志来学校动员,医疗人员匮乏,急需增补,气血方刚的我们奋不顾身的集体报了名,我作为第17批医疗增补队,我们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当时除了比我们大的女学生外,已经全体支援国家去了。记得当时一半是女的,来接我们的同志带队坐火车直接把我们接到了沈阳,待了一天,晚上又上火车,后半夜一点到了长春。当时长春筹备医院,人员极其匮乏,我们以雪中送碳的方式被送到那里。我的编制是解放军第五师第十五后方医院,我们的任务是接伤员,阳历年前后没干别的,就接伤员了。1950年的冬天是个冷冬,特别冷,长春火车战,全站戒严,开始接的都是冻伤的伤员,有去图们支援的,还有南方过来的,穿的都是薄衣服,好点的在战斗中捡到美国兵的毛毯披着,再后来接的都是战伤,胳膊腿受伤的。记得当时的火车是上面吊铺一层,下面地上一层,卸伤员的时候为了节约时间,不仅从门拽出去,还从窗户往外拽。因为伤员太多了,没有太多的担架,只能先卸到地上,能多卸一些就能给下一站图们的医院减少工作量,卸完大家分工协作分出伤员类型,因为火车是夜里到长春,所以我们白天睡觉,晚上接伤员,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两个多月。

1951年的7月份部队增补调整,我们被调回到学校普兰店的学校继续上学,生活好像又回到从前。

1952年4月,中午吃饭突然紧急通知集合。其实这样的集合有过很多次,谁也没当回事,有的帽子、鞋、杯子、牙膏都没有带,队伍集合好后,指导员再次下令,说:“再回去看看,能拿的都拿走,不能拿的都不要了,最后再给十分钟。”紧张的气氛告诉我们,这次真的再次开拔了,这次我们从普兰店直接到了沈阳,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大礼堂里集训了一个礼拜。参加这次集训的都是我们医学学院的,有好久没见的同学在这次集训中再次遇到,有上海的、抚顺的、大连的,大约1000多人进行封闭式培训。大伙认真的接受培训、听讲课,完事后点名分队,每队30多人,队里没有我认识的同伴,但是当时的年轻人都是自来熟,在一起就都是好同志,我们被分到了通化。从沈阳到通化,记得是4月春暖花开了,我们都还穿着棉衣棉裤,我们的编号是东北防疫总队第五中队十三分队,再次出发我们开拔朝鲜对面的临江,到位以后白天就过朝鲜去,让带一壶水,一个大面头,还可以带一个罐头。中午到吃饭的时间,朝鲜的小孩就眼巴巴的看着我们,我们只能把带来的所有吃的分给那些孩子们,后来每天就多带几个馒头给他们吃。朝鲜孩子传开了我们有吃的,纷纷来讨要,时间久了,孩子越积越多,队长通知不能在朝鲜吃饭了,给朝鲜孩子吃到是行,怕给吃坏了,还怕出现哄抢、踩踏问题,因此我们的“投食”活动也就告一段落了。随后,我们接到命令再次开拔,从临江到丹东,准备参加战斗。讲到这里,让我们这些学医的去到底是干什么呢?我们有枪,但不开枪,我们的武器是身上背的消毒桶、手里拿的喷雾器,这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的战斗:消杀!

消杀!!!什么是消杀呢?就是对指定区域杀菌,隔离区域的人全体隔离,不允许走动,吃的喝的都送,防止病毒传播。当时的朝鲜防御系统不定时汇报情况,例如1-2地区昨天有飞机飞过撒东西了,这东西看不到也摸不着,并且闻不到,那就只能杀毒,整个地区杀毒。用火车大油罐运输消毒水,我们背着喷雾器消毒,那时候不像现在什么工具都有,只能靠一步步走,消灭每个角落的细菌病毒。那时候天天穿防御服,没有帽子,我们就用一米宽,正方形的大围巾围在头上,还有男同志方便还好解决,女同志就不方便了,不像现在有尿不湿,那时候只能在衣服里方便,当时穿的鞋有皮靴和胶皮靴,女的都是牛皮靴,方便后尿水顺着衣服溜到鞋里,走路呱唧呱唧的,队长让赶紧找地方解决,但是衣服不能脱,必须穿够八小时,回去消毒完毕才能脱。当时累的,无论在什么地方,躺下就能睡着。每次消毒回来,大解放车男的一车,女的一车,我们穿的防护衣都是白布的,不是一次性的,所以每次从朝鲜消杀回来都要全身消毒。消毒的地方好像一个大澡堂子,我们当时管消毒叫“沾糖葫芦”,怎么沾呢?就是有个大油桶,里面全是消毒水,每次回来必须在里面站够十分钟才可以出来,衣服是消毒了,但是皮肤受不了,时间久了,皮肤被消毒水泡的烧伤溃烂,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1953年我从战场调回,建立我们自己的地方防疫站,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

1958年被分配到辽宁省桓仁县水电一局防疫站担任站长,为水电一局儿女架起抗击病毒的保护罩。

现在我还活着,我的好朋友张帖子是三十八军连队的卫生员;李学孟那个连队的不知道,他家沈阳的,从海南岛回来本想回家看看的,但因为战况紧急直接就奔前线了,再次回家的时候,半边脸烧伤,鼻子烧的都歪了。也不知道像他们这样参加抗美援朝,但没有等到今天就去世了的老兵还有没有这枚勋章。

看这姥爷有些伤感的沉思着,我安慰到:70年前英雄的你们高举正义的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这辈人是不会忘记的,我们会把你们的故事代代相传。勋章只是一种形式,你们的英勇行为会深深刻在我们每一代人的心中,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必将会激励我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困难,走向未来,走向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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